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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卫华；1963年生于重庆，曾任四川《绵阳晚报》摄影部主任，从事新闻摄影工作20年，汶川大地震“敬礼娃娃”照片拍摄者。2015年2月因病去世，享年51岁。讲述者：杨卫华之子杨博。
父亲是2015年春节去世的，那几天绵阳一直下着阴雨。
父亲下葬后，有很多后事要处理。他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妻子，这些事只能由我来做。我一个人在父亲家住了段时间。我对这个房子并不熟悉，父亲尚在时，我在这里住的日子也屈指可数。
那天，我刚洗完澡，想吹头发，但满屋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吹风机，便下意识地问了出来：“爸，你把吹风机放哪了？”
空荡荡的屋子里，没有任何声音回应我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我已经没有爸爸了。
大学毕业时，杨博和父亲。杨博 供图
【一】
父亲在我心里，一直是个陌生遥远的形象。
小学五年级有次考试，作文题目是“我的父亲”，我交了人生中第一张白卷。老师问我为什么，我说我不知道写什么，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。
父母离婚之前已分居多年，父亲在绵阳市区工作，母亲在山里的空气动力研究所工作，我从小一直随母亲住，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，一周只见一次。我小时候体弱，每次生病都是母亲陪在身边。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，也没太多的感情，见面也没什么话讲。
我很不喜欢去父亲家，看到他和那位阿姨在一起，就不想在那儿待着。父亲说：“这就是你家。”我说这不是我家。他有点不高兴：“为啥子不是？”我没有回答。
可能是我潜意识里，一直介意父亲对母亲造成的伤害，以至于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婚。虽然她不说，但我能感受到她对父亲的恨，我从小和她生活在一起，这种负面情绪多少会影响到我。
我和父亲真正开始亲近起来是初一。学校举办运动会，我想拍些照片，问父亲借相机。他有点惊讶，又蛮高兴的。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，他教我怎么拍，怎么抓瞬间，怎么调光圈快门，把他的经验知识都告诉我。这是我第一次拿相机，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和父亲交流。
父亲看了我拍的照片，第一次夸我，说比他报社有些记者拍得还好，说我有天赋。后来我一心想学摄影，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。仔细想来，我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慢慢喜欢上摄影的。
父亲曾对我说，他对我未来的设想是三个选择，要么做自己想做的，要么往母亲那个方向靠，最末才是做摄影。
我虽然知道父亲是记者，但一直不了解他的工作，直到2008年，他第一次带我走进北川震区。
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汶川特大地震发生。我正好往教学楼走，走在平地上，猛地摇了一下，感觉要倒了，之后又没什么动静。当时通讯中断，我不知道这场地震有多严重。后来接通父亲的电话，我问他那边怎么样，他说他去采访了。
几天后，我随母亲在绵阳市区安置，父亲赶来和我匆匆见了一面。他看上去很疲惫，整个人黑了一圈，好像也老了一些。他大概说了些“好好照顾自己”之类的话，便走了。
三个月后，父亲带我去了北川。路还没修好，时不时会出现一个大坑，还有落石从山上滚下来，砸到车顶。我不禁有些害怕，父亲说：“这算什么，那天晚上我遇到的石头比这大多了。”
父亲告诉我，5·12当晚他就开车进了北川，余震不断，乱石齐飞，也没有路灯，特别黑。我听着觉得非常危险，不知道那天晚上父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闯入北川的。
我去的时候，废墟还没有完全清理，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味，偶尔能看见遇难者的遗体。我看到一个被压扁的小朋友，心里特别难受，总感觉他还没死，想去救他。
我看不到父亲的表情，他像往常一样走在前面，但与往常不同的是，他一路都很沉默。他指着一片废墟告诉我，5月13日那天早晨，他就是在这里听见了郎铮的求救。
我看向那片废墟，完全看不出它原来是个幼儿园。父亲说，那天他本来打算站在高处拍照，顺便观察下地形，偶然听见小孩的哭声，他顺着声音找到了郎铮——一个穿着黄色衣服困在废墟深处的三岁小孩。郎铮被救出后，对着解放军叔叔说了句谢谢，并向他们敬礼。父亲本能地拍下了这个瞬间，没想到这张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影响。
郎铮“5·12”时被救图。杨卫华 图
【二】
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月里，父亲几乎都在北川采访。此后6年，到他病重，他一直在追踪灾后重建问题，记录地震幸存者的生活，见证新北川从无到有、从一片河滩变成一座新城的过程。震后连续三个春节，他都是在帐篷里、板房里、新居里，和北川的受灾群众一起度过的。
我也跟父亲在北川度过一次春节。上大学后，每年寒暑假我都会跟着父亲一起回访北川，已不下十次了。
2013年7月，北川突降暴雨，引发特大洪灾，老北川地震遗址几乎被淹没。我和父亲去时，水势还很大。看着漫到胸口的洪水，我有些胆怯，问父亲：“真的就这样进去拍吗？”父亲用著名战地记者的那句名言激励我：“做我们这行，你不冲在最前面，你能拍到好照片吗？”
几天前刚发洪水，父亲就独自来过一次。他收到消息后，急忙赶过去，没来得及吃饭，也忘记带他平时采访都会带的葡萄糖盐汽水和干粮，结果在开车上景家山拍全景的路上，低血糖犯了，差点晕过去，幸好遇到一位老乡，把他带到家里喝糖水、吃东西，救了他一命。
我们穿着连体防水衣探入被淹没的地震遗址，有些地方水没到脖子，脚也陷进淤泥里，寸步难行。我看着对岸的北川大酒店，想起父亲几天前在这里拍下的照片。当时还下着暴雨，面前波涛巨浪，水声震耳，一不小心，随时可能被卷入洪流中。
2013年7月，北川突降暴雨，引发特大洪灾，老北川地震遗址几乎被淹没。杨卫华 图
2013年7月19日，杨博和父亲杨卫华在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拍摄。这一年，北川县遭遇了50年最强洪水。杨博 供图
父亲并非不知道害怕。他曾跟我说过，2001年绵阳洪灾，他随武警部队坐冲锋舟采访，冲锋舟被洪水打翻，他差点淹死，抓住江中心的一棵树才没被冲走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始买保险了，他说万一有什么意外，可以给我留点钱。
三个月后，父亲确诊肝癌。北川洪水之行，成了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外出拍摄。
父亲两次手术和最后一次住院，我都陪在身边，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。但因为我们长期尴尬、不交流惯了，一直到他去世，我都没有跟他好好说过话。
整个治疗过程中，父亲一直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坚强，我从未见他有过一丝的负面情绪。有天夜里，他突然说他疼得睡不着，我站在床边让他靠着我，他抱着我说：“我真的好难受，我坚持不下去了，好想早点结束死了算了，但我真的放不下你啊！”我感觉到他在哭。那一刻我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，最终也没说出口。
那段时间，每天都被告知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。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看着父亲的生命一天天凋零。我心里很矛盾，一面想父亲早点解脱，一面又希望医生说的不是真的，希望还能有转机，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，可以让我早点醒过来。
那天早上，我陪完夜回去睡觉，刚躺下就接到谭叔叔（编注：杨卫华生前好友，绵阳市中心医院医生）的电话。我前脚刚到，父亲就走了，我一直看着他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我原来以为，父亲在我生活中可有可无，毕竟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存在；但当他真正离开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我失去的是多么重要的后盾。
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知道该以怎么样的状态去面对生活，做什么开心事儿都会有愧疚感，似乎开心活着是不对的，但活得太悲伤，似乎也不对，父亲肯定不希望我这样。
仔细想想，我好像从来没为父亲做过什么事。
父亲生前想办个地震影展，因生病耽搁了。做完肝移植手术后，谭叔叔曾劝父亲把他拍的照片整理一下，他那时还很乐观，没有时间紧迫感，笑说：“哎呀，你让我出遗作了吗？”后来才接受了建议，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都在做这件事。但因为病情恶化太快，终究没来得及整理完。谭叔叔说，他是带着太多的遗憾走的。
如今地震过去十年了，父亲也去世三年了，我想在这个时候，帮父亲完成未了的心愿。
【三】
最近刚整理完父亲的照片，有几个T的容量，地震相关的有几千G、数万张。
这是我第一次系统、完整地看他一辈子拍的所有照片，我发现我好像跟父亲说上话了。父亲用镜头记录了一段历史，如果没有父亲这样的人，以后可能很少人知道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
我想知道，地震究竟怎样影响和改变了父亲，这场灾难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。我决定重访北川，重访父亲拍过的那些人。
大年初一，我先去了新北川县城拍舞龙。街上熙熙攘攘，广场上歌舞升平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地震之殇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我站在禹王桥底下，发了一会呆。总觉得父亲会在旁边说，发什么呆，快拍呀，然后指导我，这样拍比较好，那样拍才对。以前会因此和他拌嘴，现在却很想听他唠叨。不唠叨我，我都有点不知道拍什么了。
我独自开车去老北川地震遗址，没想到，来参观的车辆在路上排起了长龙，全国各地的车都有。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开车来北川，有些山路比较险，一边是悬崖，心里还挺忐忑的。之前每次来都是父亲开车，我什么也不用担心。
到了著名的三倒拐，我看了看右边的景家山，想起以前父亲告诉我，他刚参加工作时，厂里要把他分配到景家山上，他抬头一看，心想，这么高我才不要来呢。谁知道二十年后，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跑上景家山，拔草开路，寻找最佳拍摄点。
父亲常说，你要拍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，你就不要找容易到达的地方。所以他经常会带我爬山，爬到高处，悬崖边，没有遮挡的地方拍摄。有时候我拍着拍着不自觉往前靠，他会在后面紧紧拉着我，生怕我掉下去。
几天后，我去了唐家山堰塞湖旁的楼房坪村，2011年这里重建后，我和父亲来拍过几家人。那次杜爷爷也是一个人在家，他儿子长期在外打工。政府每年给每户送20只鸡，他种了很多菜，自己吃不完，都摘给鸡吃了。临走前，杜爷爷邀请我和他一起吃饺子，平时他都是一个人吃饭，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陪他吃个饭。又突然想到，其实父亲也跟杜爷爷一样，长期都是一个人。
唐家山楼房坪村的标语，这里原是唐家山堰塞湖指挥部。杨博 图
杜爷爷一个人下田干活。杨博 图
记忆里每年的除夕年夜饭都是和母亲一起吃的，唯一一次和父亲正式在一起过年，却是在病房里。
有年春节我问父亲，你一个人过年寂寞吗？他好像很意外，表情有点尴尬，说：“其实没什么，一个人也挺好的，除了有时候生病比较难受。再说，我过年跟谭叔叔他们一起的嘛！”
谭叔叔和父亲就住两对门，我当时真的以为父亲有朋友陪就够了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父亲生病那段时间，谭叔叔曾撞见他一个人在家掉泪。
春节前，我去拜访了郎铮家。一进门，郎铮就热情地抱了我。我很惊讶，因为之前见他，他对我还很腼腆，他跟我父亲比较亲。
地震后，父亲经常去看郎铮。郎铮读小学，父亲亲自送他去学校。父亲住院时，郎铮也来探望过。父亲的葬礼，郎铮一家人都来了。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采访，就像亲人一样。
郎铮现在读初一，个子长到1米7了。郎爸经常带他去打球，当年他被压骨折的左臂，现在可以活动自如，用左手打乒乓球都能轻松赢过郎爸。吃饭时，父子俩一起讨论NBA。郎爸说年三十抽到他值班，朗铮有点失望，埋怨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倒霉！那么多人就抽到你了！”郎爸说：“嘿，那叫运气好，那么多人只抽到我了。”
郎铮与爸爸打篮球。杨博 图
看着他们父子间的亲密互动，我很羡慕。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平常又自然的对话。
说起父亲，郎铮一家都很感激。郎铮说他有时候骑车，还会特地绕到父亲家门口看一看。郎爸说：“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好好培养郎铮，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才对得起你爸的在天之灵。”我想，如果父亲还在，他会很开心看到郎铮这样健康快乐的成长。
走访一圈下来，我还没有找到答案。于是，我去找了父亲的同事贺阿姨。
【四】
贺阿姨和父亲合作过很多次，既是拍档，又是朋友，父亲成名后，她曾采访过父亲在灾区的经历：
“我们俩平常喜欢开玩笑，没一句正经。但采访那天，我们特地找了个茶楼，相对而坐，从正午到黄昏，谈话一次次中断。他一次次红了眼睛，最终，泪流下来。”“5·12当晚他闯入震区，抵达北川中学时已是深夜11点。大片大片的废墟上，呼救声清晰、凄惨。面对与儿子一般大的孩子，他实在没办法再拿着相机去拍照。他加入到救援队伍中，刨瓦砾，搬砖块，传遗体。不能扔在脚下，脚下到处是人。随便一块砖头，可能砸到生者或死者。”
“当时的救援很无力，因为没有工具，都是用木头棍子对付钢筋水泥，有的还要拿菜刀把孩子被压着的腿砍断，否则救不起来。他深刻地体会过人类在大灾难面前的那种无力感。”
一篇写父亲的报道里提到，当晚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拉着父亲的裤脚向他求救，但因为他当时正在救另一个同学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女孩在面前死去。一个月后，他再次来到北川中学，面对废墟三鞠躬、三叩头，嚎啕大哭。
父亲对我说过，偶尔他一个人在家里，会出现幻听，总感觉底下有人在向他喊救命。那时地震已过去很久了。
贺阿姨说，他一直没有消化这场灾难。他说自己像是一个“受益者”，别人受灾了，他却获了奖。许多时候，他感觉自己像在赎罪一样。
“他一直在拍片，不光是为别人做，也是为自己做，他一直在寻求一种内心的救赎。虽然他不是地震的直接受害者，但这场地震也压在了他身上。他在现场受到的震撼和伤害是同样巨大的。所以他比很多人都做得更投入更深刻，否则如果仅仅是对事业的态度，他不可能要用生命去做的。”
谭叔叔曾劝过父亲很多次，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他这样超负荷工作，但他停不下来。
“他越跑陷得越深，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日常生活。”贺阿姨说，“他用镜头拍下来的，既有家园的重建，也有内心的重建，比如说他对试管婴儿的全纪录，实际上在讲述一个家庭如何再把感情建立起来，把希望建立起来。”
地震中有很多失去孩子的高龄父母，正常受孕很难再怀上孩子，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再生育全程免费技术服务。像震后首例试管婴儿王涪蓉一家，父亲生前关注多年，为他们找学校、寻住房，经常给他们送钱送物。
当年在地震中，年过四十的王树云夫妇失去了19岁的儿子，他们做了结扎手术，无法再育，便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个女儿。今年，王涪蓉已经8岁了，上二年级，活泼好动，备受宠爱。
除了郎铮和王涪蓉，父亲还跟踪了很多个孩子的成长，包括“夹缝男孩”郑海洋。
（编注：汶川地震中，北川中学高一学生郑海洋被压在水泥板下22个小时，被救出的那一刻，他透过缝隙摆出“胜利”的手势，对着镜头微笑。因与同桌廖波同埋于夹缝之中，被外界称为“夹缝男孩”。廖波失去左腿，郑海洋失去了双腿。全班69个同学，53人丧生。）
做完高位截肢手术并在康复一年后，郑海洋重返校园，上课地点搬到了绵阳城北的长虹板房学校：
“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杨叔叔的。第一次见面，没聊多少，当时人很多，只有他留了电话号码，说有什么事可以找他。我一开始不好意思打电话，第一次麻烦他，是因为我行动不便，从学校带了很多书，他就开车过来送我回安昌板房，路上跟我讲了很多话。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见一两次，都数不过来了，反正常常见，常常打电话，什么都聊，感情问题也聊。”
“地震后那几年，很多人过来看我帮我，但都不长久。杨叔叔一直都在，他对我真的很关心。我去成都装假肢，他开车送我去，到半夜两点再把送回来；他帮我找资助人，解决了我大学所有的费用，我第一次创业，也是他找的资助人给了我一部分资金；我说我想学摄影，他亲自带我去买相机，我钱不够，他还帮我付了一部分。”
“后来他生病，我想去看他，但打电话他不接，发信息他也不回，一直不告诉我在哪儿住院，我和廖波挨个医院、挨个病房去找。最后他看到我们来了，非常惊讶，马上从病床上爬起来。我给他买了书，在书上写了很多话，激励他。”“杨叔叔去世后，偶尔夜深人静时，我还会发微信给他。”
目前郑海洋还在创业路上，正在做一款专注于残疾人康复的APP，他发现，残疾人其实很需要通过信息平台得到帮助和关爱。
地震后，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意志消沉、自暴自弃，不明白“为什么让我活下来，又夺去我的双腿”。当时外界对郑海洋关注甚少，我拿着父亲拍的照片给他看，他说，很感谢父亲记录了他当时的样子。
【五】
贺阿姨还说了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我读高中时，成绩不好，父亲曾拜托贺阿姨出面请我的老师吃饭，希望老师对我要求严格一点。父亲其实不善于做这种事情，都不知道买一包烟来给老师散，还是贺阿姨跑到吧台拿了一包烟。
我在唐家山堰塞湖拍过一组“漩坪乡被淹5年后浮出水面”的照片，得到一些关注，上了央视。贺阿姨说，父亲是一个感情很外向的人，他要哭的话就是真的动了感情，反过来，他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，哈哈大笑，笑起来，眼睛在闪，牙齿也在闪。所以“他当时的得意和骄傲从他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”，“他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的，就怕耽误儿子，结果儿子成长得这么好。”
我知道父亲是很疼爱我的，虽然他没有表达出来。
大二有一门课是传统摄影，冲洗胶片时我总是把握不好显影定影的时间，就去问父亲，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了一通，最后说：“唉呀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”然后当天中午就直接从绵阳飞到上海来了。当时我很吃惊，觉得没必要特地飞过来，我无非自己多试几次。他可能很想手把手教我吧。
2014年我大学毕业，当时父亲因药物作用开始脱发，手脚脱皮，脚掌踩在地面都痛，我让他不要来，他坚持要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我知道他不想错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。我在学校门口等他，看着他因为疼痛蜷着手弓着背地走路，所剩无几的头发已经发白，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。那天他很开心，一直拉着我拍照。
我在上海读大学，每次返校父亲都会送我去机场，每次回来都会接我回家。有次飞机晚点，凌晨两三点才起飞，到上海已经五六点了，我发短信说我到了，父亲竟然秒回，我问他怎么还没睡，他说：“你没到我睡不着。”
父亲去世后，我一直强忍着，不在人前表现悲伤，冷静操办父亲的葬礼。葬礼那天，母亲给了我一封手写信，让我在火化时烧给父亲，我问她写了什么，她说：“我原谅他了。”
父亲曾对我说，离婚这件事对不起我，我当时没有作任何回应。现在我更加理解父亲了，却已经没有机会与他和解，认认真真对他说一次感谢了。
那天晚上父亲抱着我喊疼，我没有哭。父亲去世时，我也没有哭。葬礼结束后，亲友一一过来跟我握手，最后一个轮到谭叔叔，我想事情终于完成了，如同紧绷的弦突然断了，再也忍不住，抱着谭叔叔痛哭。那是我第一次释放长久以来压抑的情感。
父亲在病房的最后时间，我的两个发小来探病，父亲给我们仨小时候拍过一张合影，便提议给我们再拍一张。父亲去世后我整理那天的照片，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，父亲的病情真的恶化到很严重了。因为那张合照构图歪了，要知道父亲对照片的要求是很苛刻的，以前他让我拍个身份证或者什么资料，我随手一拍发给他，他会因为拍得不正或者背景不干净，斥责我重新拍。而这次，我真的也很想让我父亲给我重拍一次。
1995年1月23日，杨博与父亲杨卫华在深圳世界之窗合影。杨博 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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